二〇二二年七月，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店慶九十周年的日子，其前身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都有光榮的歷史。三家書店在出版歷程中，各自有哪些淵源、特點，發揮過哪些思想文化作用，值得關注。我們特別約請三位青年學者，根據各自研究心得，分別撰寫三店史話，作為三聯書店店慶的一份賀禮。本文是第一篇，從生活書店講起。

本文原載于《讀書》2022年7期新刊，授權虎嗅轉載，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志或關注微信公眾號：讀書雜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范雪，頭圖來自：《編舟記》

一九三二年，生活書店在《生活》周刊的基礎上成立，書店對內以“生活合作社”的形式，形成集體擁有、集體經營、利潤歸于集體的結構，書店也由此開始了它不平凡的歷程。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生活書店的歷史，特別是全面抗戰期間發展至鼎盛規模的過程，從其自身的角度來說，是一個主體性不斷加強的過程。這有諸多方面的表現：文化事業的定位更清晰、運營規模更壯大、增容提升編審決策團隊、關于報刊書籍的“知識”的立場更加穩定、加強組織的制度和紀律建設、加強書店同人的共同體意識與道德修養，都是生活書店為自身在時代的狂風暴雨中站得更穩所做的努力。

如此看待生活書店這一時期的發展和成長，會發現在關于它的研究中經常被提到的“統戰”“政治化”“左傾”，不太能解釋抗戰期間書店主體性增強的全部，我更愿意把生活書店這段時期的發展，理解為一個生命史的歷程，由此可從它的身心和向往出發，整理史料，重構圖景。在這個生命逐漸壯大的情境里，有三個關鍵詞：知識、干部和制度。

書店是銷售知識的機構，出版什么“知識”對它來說，意味著市場表現和收益。但是，鄒韜奮在書店內部同人刊物《店務通訊》里經常強調，書店不是五芳齋、冠生園，“知識”是講對錯的，這是比盈利更重要的、關系著書店發展的大事。這意味著，與市場表現相比，能否出版發行正確的“知識”，更是一家書店的生命線。

同時，什么“知識”正確，也直接關系著書店會選擇哪些知識分子來為它的編審工作掌舵。全面抗戰爆發前后，胡愈之、柳湜、艾思奇、沈志遠等人與書店的合作，都在這個大的邏輯里發生。此邏輯在戰爭中被進一步強化，這些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家從與書店合作的作者，發展為書店“知識”的策劃者和保障者，作為書店的大腦，而成為書店體制內的重要領導。當然，在書店當時使用的語言里，他們比較少被稱為領導，指稱他們的詞相當有意思：干部。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時間里，就整個社會的組織架構來說，核心的人才群體是“干部”。“干部”這個詞借自日語，同盟會時期就已被使用，隨后它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里，被深深嵌入到政黨政治的發展發達之中。

王汎森認為，二十年代“主義”的興起意味著組織、紀律成為進步青年的理想寄托，即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實現自我完善和社會理想。這種看法在抗戰中變得非常普遍，無論是“抗戰”還是“建國”，都要求一個新人集團的崛起，這就是干部。干部集團也進一步發展強化了進步青年與黨政訓練機構的關聯，經過組織培訓而產生的干部不再是獨善其身的個體，單干者也不是干部，干部在組織中才有意義。

重慶武庫街（今民生路）生活書店分店 ，攝于1937年

這樣的“干部”，實質上是一套關于個人與組織關系的觀念與實踐。此觀念與實踐，在以鄒韜奮的言論為代表的生活書店的語匯系統中，能被清晰地觀察到從無到有的過程。全面抗戰前，“干部”一詞政黨言論中已普遍使用，但大眾媒體上比較少見。

一九三六年鄒韜奮在《生活日報》上發表數篇談青年問題的文章，核心意思是讓青年將已有的知識聯系實際，真正付諸實踐地“干”起來，但此時他還沒有給“干”起來的青年找到一個特定稱呼。全面抗戰爆發后鄒韜奮再談青年訓練時，已非常熟練地使用“干部”一詞。一九三八年他談青年訓練原則時說：我們建立新的軍隊干部，做鄉村工作，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都與青年訓練息息相關，因為“青年訓練和干部的養成是有密切的連帶關系”。

同期，在他和柳湜主編的《全民抗戰》上，鄒韜奮說：“在民眾動員工作中，無處不需要青年來做干部，做骨干，做中間分子。”也正是這個時期，鄒韜奮在第一屆參政會上以“培植救國干部”來“改善青年訓練以解除青年苦悶”的提案，更清晰地表明“干部”不僅是將青年個人與國家組織聯結起來的機制，更是解決兩者困境的方向和方法。

對生活書店自身來說，“干部”及其背后一套關于個人與組織之關系的觀念和實踐在抗戰中興起，成為風行的現象和意識形態，意味著書店如果吸收“干部”及其代表的機制，那么也必將對自身進行一番改造。現在能夠從史料中看到這番改造的若干重要方面。

首先是形成了包括沈志遠、鄒韜奮、張仲實、金仲華、史枚、柳湜、胡繩、艾寒松在內的編審委員會。這是一個新老結合的陣容——有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生活書店任編輯者，也有戰爭爆發后加入書店并擔任重要編審職務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有過翻譯或創作上文所說正確“知識”的經歷。由這些人主持書店的“知識”生產，這對“事業”遠重于“生意”的生活書店來說，再正當不過。

不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編審委員會”并不由誰指派，據《店務通訊》記錄，全店的選舉和規章制度確認了委員會的決策和領導權力。

漢口交通路生活書店 ，攝于1938年

一九三九年的“選舉”是抗戰期間生活書店的一件大事。這里不具體展開選舉的細節，而想指出這次選舉，是“制度”建設的大事。書店制度，在出版史、印刷文化史里不是一個常被提出的問題。但在抗戰期間生活書店的生命史里，“制度”既是它創辦初心的延續，也是重要的機構與精神再建。

一九三九年的這次選舉大會，是戰爭爆發后書店的首次全員大會，在經歷了總店輾轉、分店擴張、人員遞增、發行網絡快速發展后，組織整頓、制度健全的工作，迫在眉睫。而縱觀此次制度建設，蘇聯模式是最令人矚目的特征。

首先，正是以這次選舉為契機，鄒韜奮開始對店內同人系統論述其干部理論。一九三九年四月《店務通訊》第四十四號上，鄒韜奮發表《愛護干部與維持紀律》一文，該文開篇即援引斯大林的話為“干部”定位：“‘干部決定一切’，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凡是真知愛護事業的人，沒有不誠心誠意地愛護干部的。”文章接下來討論愛護“干部”的若干原則：注意其困難、教育干部、保護干部、提拔獎勵等。在鄒韜奮看來，“生活”是集體事業，它的興與衰、進步與落后都仰仗“干部”，“干部”是組織的基礎與框架。

隨后，《店務通訊》五十八、九十四、九十五、一〇一、一〇三、一〇四號上，鄒韜奮持續撰文重申“干部決定一切”，將之奉為格言，強調“干部”之于書店的關鍵位置，并從“干部”延宕開深談書店用人管理和組織紀律的問題。與“干部決定一切”同時，據《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影印本，鄒韜奮在這次會議主席團報告中明確指出，生活書店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根據這個原則，“選舉出來的代表管理我們的全部工作”。

鄒韜奮對“民主集中制”或“干部決定一切”的青睞，在他的閱讀史中有清晰的線索。鄒韜奮看過《聯共黨史》，也有深入的研究興趣，甚至還讀了《聯共黨史》的英文版。他也看過英國左翼作家帕特·斯隆（Pat Sloan）的《蘇聯的民主》（Soviet’s Democracy），將之翻成出版。鄒韜奮對斯隆描述的蘇聯的“民主集中”深為認同，把它作為講“民主”的典范介紹給書店同人看，并列為“生活推薦書”推薦給書店讀者。

讀者從日本寄回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照片，陸續在《生活》周刊上刊登（來源：《韜奮》，三聯書店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

這些來自蘇聯的知識，或更準確地說，來自蘇聯的政黨組織知識，作為書店制度與精神建設的資源，在選舉前后被一再介紹普及，其實質是有強烈主體性的生活書店要把自身建設成為優質共同體而為之努力的選擇和實驗。

這個過程一方面是上述思想資源的問題，另一方面是一整套組織生活技術的引入和學習。在書店店員應該具備什么技能的問題上，答案顯然應該是業務能力，但這個時期的《店務通訊》雖有不少專門討論業務的文章，鄒韜奮、柳湜、艾寒松等書店高層對個人道德和組織意識強調卻大大超過專業技術。

為了普及“民主集中制”，鄒韜奮不斷撰文教導店內各職位干部如何發表意見、如何行使權力、如何開會、如何聽會、如何看待組織紀律等。這段時間也正是鄒韜奮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時期，他在參與國事時對“民主政治”開會、提意見的程序和技術細節有極大興趣。

各種心得轉化到店務管理上，訓練書店干部體制化生活的思維、行為，普通店員必須養成強烈的集體意識和組織生活的習慣，學會看文件、提意見、互相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選舉、服從決議等一系列工作和生活的技術這些現象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左傾”或“政治化”。阿蘭·巴丟在一次訪談中說：人民沒有權力、金錢、媒體，“唯有他們的紀律，這是人民得以強大的可能。馬克思列寧主義界定了人民紀律的最初形式，那就是工會和政黨”。

由此，對上述書店在組織制度上的一系列實踐更有理解力的解釋可能是：書店對組織的想象是政黨式的，蘇式政黨讓書店看到了向著理想行動的可能性；抗戰中書店的制度選擇與主體性加強同時發生，他們始終保持對知識和文化事業的忠誠，共產黨式的組織理念和技術被選擇為保衛忠誠的方式。

生活書店陸續刊行的部分雜志（來源：《韜奮》，三聯書店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

建設制度，也是建設制度中的人，而且不同于作為書店大腦的高級干部，這些分布在事務性工作中的干部，是真正讓書店運動起來的骨架。在對他們的教育中，延安的“干部教育”被視為榜樣。

生活書店創辦人之一、抗戰期間書店的重要領導人艾寒松在《店務通訊》上寫道：“成千上萬的堅強青年是從這一個熔爐（‘抗大’）訓練出來了，他們的教育方法無疑問的是絕對正確的。我們生活書店也可以說是一個造就文化工作者、青年干部的實踐學校，我們這一群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是需要不斷的學習，同時更需要‘鐵的團結’和‘鐵的紀律’。”在這種氛圍下，店員被派往延安培訓，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等受邀為店員做講座。

同時，各種茶話會、討論會、學習小組之類的活動頻繁展開，在談論讀書心得的同時，店員也被要求隨時向集體報告個人的“生活問題”，包括工作、戀愛、家庭、疾病和生活中的點滴感受。一直到抗戰結束，這種覆蓋個人生活的組織實踐不斷加強，四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聯合發起的“模范工作者運動”中，針對普通店員工作和生活的指導更加細致了，包括戀愛問題、對外態度、每日讀報數量、每周讀書時長等。

新華信托儲蓄銀行代收《生活日報》股款時，對二千戶股東所作的統計（來源：《韜奮》，三聯書店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

正是這樣被建設著的人，成為書店事業的理想分子。這可以被理解為機器和螺絲釘的關系，但又不意味著個人絕不重要。前文談到全面抗戰期間生活書店發展至鼎盛規模，在這個過程里，擴張怎么實現、錢從哪兒來，是兩個很切實的問題。若從生意的角度看，這是兩個商業史的問題，但其發生展開的過程，實與把書店撐起來的一個個干部的品質、精神、能力和貢獻有關。

書店積累資金主要靠買賣，但這不是說賣書容易。從當時上百份生活書店各分店的銷售總結來看，經營慘淡、資金受限的情況不少，但書店還是要走賣書這條路，想各種辦法增加銷售：下鄉推廣、進學校推廣、爭取出版的圖書被教育部列為教科書或被地方政府認可為學校必用書、鼓勵訂金預售等。這種依靠買賣維持書店運作的方式，非常依賴各地店員的勤勉，他們不只要努力搞好門市買賣，還要想方設法在地方上積極開源。

除買賣外，書店還采用以下手段來加快資金積累與流轉：全店發起節約運動、吸收職員的資金入股、適當減薪等。比起賣書，這幾項對店員的覺悟有更高的要求。總體而言，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生活書店面對著物價上漲、讀者購買力下降、轟炸損失、運輸困難等種種難題，仍能盈利且有志于繼續發展。也正是這一在戰爭環境下自力更生且頗為成功的局面，不僅在事實上確保了書店的獨立性，也給了它非常鮮明的自尊、自強的心理特征。

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生活書店，人格和店格高度統一，店的發展與干部的品質高度統一。這幾乎也預示了生活書店重慶總店遭到封禁后，鄒韜奮激烈反彈的態度和大量店員投奔“紅色中國”的選擇。

1939年10月，鄒韜奮（中）與夫人沈粹縝（右）參加在重慶舉行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會

一九四四年鄒韜奮生命的結束，不意味著生活書店生命史的終結，書店在抗戰期間的根據地和抗戰之后的歷史里，有著新的生命歷程。

聚焦上文談到的生活書店在抗戰中的這段歷史，讓人領會到的并非只是這家書店的理想、意志和努力，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歷史語境里，更多或更大的共同體志向，以及由此而生的嚴格的紀律與道德要求，或可通過書店這個具體例子而被更深刻地理解。

另一個在生活書店的歷史中引人遐想的是，從《生活》周刊到生活書店，機構對外是實體的“店”“刊”，對內則是“生活合作社”。“社”的地位在“店”“刊”之上，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它是“人”的組織。“生活”的所有，原則上都是“合作社”共有的。據一九三九年生活書店第五屆理事會會議記錄所載的“生活合作社組織系統圖”，“社員大會”統領一切，它賦予總經理管理書店事務的權力。

同時，除了繼續做“書店”，抗戰期間“生活合作社”的發展藍圖里，還有集體共有的圖書館、學校、報館等。這樣一個集體“合作社”的存在，應該是生活書店對其事業具有高尚向往和嚴肅要求的、更加理念性的原因。“合作社”這個詞為大眾所熟悉，大約主要來自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歷史，但“合作社”實踐顯然在那之前就已存在。生活書店的生命史歷程，或許可以促使我們更飽滿地理解這個詞所代表的理想愿景和真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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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讀書雜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范雪